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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铭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其中之一是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重新梳理我国3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战略，审视改革方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以致形成了关于“中国奇迹”的诸多讨论。有的从经济增长的要素如开放经济中的人口红利、资本积累或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分析，有的则从改革战略如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或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角度来寻找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其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独特方式，或者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制度变迁方式。就制度变迁或改革的认识论而言，存在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基于建构理性的思路，即假定人们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禀赋，因而可以根据理性原则对社会作精心规划；另一种是基于进化理性的思路，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于文化和生物的不断进化，制度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前一种思路对应于强制性、突进式和整体变迁，而后者对应于诱致性、渐进式和局部变迁，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一思路的典型。 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成功的方面 与作为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格局类似，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也一直表现出“二元结构”的特点，改革的性质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渐进与突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局部与整体等兼而有之。但在改革的初期，则主要是遵循了上述第二种思路。上世纪70年代末由国家主导的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体制内”（或“存量”）改革未能取得成效后，就转向了“体制外”（或“增量”）改革。按照已故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合作者王宁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分析，中国实质性的改革爆发于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即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承包责任制，与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私营经济的成长、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一道，形成四股民间力量，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边缘革命”。这种基于“摸着石头过河”朴素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改革方式，深刻体现了“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一方面它使改革避免来自国营部门的潜在阻力，把改革失败的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并形成对国有经济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推动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并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局面，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成功的方面，与苏东国家在转轨初期的改革绩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新的发展阶段，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改革的全部，改革亟待统筹安排和加强顶层设计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主要表现为“放松”或“默认”，那么90年代以后，改革则转向了政府主导的整体推进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进行改革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明显增强，表现出顶层设计的思路，其突出体现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将改革引入“体制内”（或“存量”）领域，如在所有制领域实现重要突破，实施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的步伐和力度却逐渐放缓。为什么改革的进程和绩效在不同阶段会有迥异的表现？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主要障碍来自于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改革体现了“帕累托改进”的特点，改革中的政治强势力量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既得经济利益，改革相对更容易推进，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逐渐表现出“非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因此不仅面临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新的认识障碍，还要面对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或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的阻挠。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中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仍然具有其现实价值。尽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经验可资借鉴，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大国复杂的国情、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格局及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等都意味着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或移植，因此还需要尊重实践中来自民间的首创精神，鼓励在实践中摸索、试错和总结，不断在认识中接近真理。另一方面，在新的发展阶段，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改革的全部，改革亟须统筹安排和加强顶层设计，即“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格局调整和知识（认知）或意识形态调整的过程，改革的进展与成败取决于这两方面的调整。因此需要通过汇聚全民智慧、达成新的共识，通过体现新的公共理性的顶层设计来打破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凝聚新的改革动力；同时，由于长期试错改革中形成了改革不同步、不配套的局面，也需要认真梳理改革中的短板，通过顶层设计来加强改革的配套性，并根据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改革的次序、步骤和线路图，以实现经济、社会、法治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