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近期在一系列调研和经济形势座谈会中，则更明确提出要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形成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并将三者的关系进一步表述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结合近期国内外热议的“克强经济学”，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基本思路，即：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放松政府微观经济干预的基础上，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以体制改革来释放企业家精神和促成经济内生动力生成。

　　调结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它对于重振市场信心、防范危机恶化从而避免产生长期萧条具有明显的效果，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时，各国政府纷纷重归“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但是这种政策主要是针对经济的短期总量失衡，着重从经济体系的外部“注入”新的需求，是一种典型的反周期的总量政策，对于总量失衡的调控有力且见效快，但对于长期性的结构失衡的调控，则收效甚微。

　　2008年以来，我国通过“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及时实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借助强有力的政府公共投资有效地遏制了经济下滑，但是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来看，经济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并非是经济下调的风险，而是长期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就可能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可能打破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经济秩序紊乱。在这个意义上，巴克莱银行所总结的“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之一即“不出台刺激措施”，不仅需要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刻洞察，更需要政治智慧来抵制压力、形成共识并获得广泛支持。

　　从全球视角来看，由于发达经济体长期过度使用需求刺激政策，其边际效应已经明显递减，以美国四次货币宽松政策为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过多的货币供应，调控效果已经转向负面。正因如此，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解决这一场经济危机，需要的不是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刺激，而是漫长且痛苦的经济结构重建。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当务之急是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供给管理为主，将政策重点由短期的“救市”、“维稳”转向提升增长效率和质量，即着眼于从优化结构角度推出改善供给的政策组合。

　　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需要体制改革作为支撑

　　要建立科学的以供给管理为主的宏观政策框架，必须有体制改革作为坚实的基础，即要创造改革的红利，实现向改革要效率而非向刺激要增长。具体分析，当前支撑供给管理宏观政策的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要素价格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根据资源稀缺程度对各类资源进行合理定价，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实施并在城市推广阶梯电价、水价、燃气价格改革，使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真正受益，并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的步伐，以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价格错位。

　　二是通过打破垄断促进民间投资稳步增长。真正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和与之相配套的42项细则，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国有投资尽快从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民争利，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尤其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传统的行政性垄断行业。

　　三是通过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落实已出台的中小企业税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家的创新和市场竞争，利用财政支出引导资金更多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完善“营改增”政策，降低服务业的税负，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服务的发展，并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工业投资的倾向；适度提高资源税和排污收费，改善企业资源要素消费结构，加大企业承担对环境保护的社会成本，转变企业经营行为；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建立抑制房地产泡沫的长效机制。

　　四是通过货币金融改革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资金增量，盘活资金存量。将部分资金从低效行业或不合理领域退出，合理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倾斜。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控制结构风险。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