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速增长转换。我国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源于经济基本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种减速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过往凯恩斯主义的总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在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驱动的，而随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发生质的变化，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依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显示了“结构调整出效益”，也预示着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外，当前还有一个更大、更为基础性的催生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那就是进一步激发来自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动能，从而整体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而这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可喜的是，本届政府一直强调改革红利，也就是说通过促进改革继续支持经济增长。这从这两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可见一斑，都是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等重要举措，无疑都会推动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复苏。可以想见，依靠体制的内在激励和保障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也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简言之，除了原有的总量平衡外，结构调整、预调微调、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常态”。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在对现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目标、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创新。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界定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区别；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但是没有把产业、价格（规制）政策放在宏观调控体系之内，这表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面，自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稳”字当头，并提出“上下限”论，体现了底线思维的宏观调控方针。最后，在宏观调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来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政策思路从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更加重视结构调整转变。与此相适应，在政策工具方面，从“全面调控”向“定向调控”转变，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工夫，根据不同经济部门和区域实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精准调控方式。
新常态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都要有“平常心”
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家），都需要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有“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标志着持续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也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这将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偏好与思维定式。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广义的发展如社会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设、医疗教育等方面，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到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的年代，劳动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过去依靠拉关系、走后门等寻租行为获取资源的机会成本或难度也加大了，创新和研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价值的创造才是企业立足的基础，因此大多数企业都要面临转型升级。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